研究亲历者新生与公益行动
研究发现，“被发现/自伤披露”是整个照护路径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青少年的痛苦往往不易被成人看见；一旦自伤暴露，照护责任会迅速转向家庭和服务系统。但青少年和照护者对这一时刻的感受并不相同：青少年更容易感到羞耻、暴露和失去控制，照护者则常经历震惊、恐惧、内疚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之后的困难主要出现在服务衔接上。研究中，学校是最常见的第一支持入口，但家庭之后还可能在学校、医院门诊、急诊和精神科之间反复寻找帮助。如果转介不清、机构之间缺少衔接，或者没有人明确负责后续，求助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负担。相反，照护者能够稳定回应、学校及时转介、医疗人员清楚说明下一步安排，更有利于持续参与治疗。
对照护者来说，研究提示应不只是“阻止孩子自伤”，还包括理解行为背后的情绪痛苦，减少责备和恐慌式回应。对学校和医疗从业者来说，关键不是完成一次发现或转介，而是建立更明确的后续路径，包括谁继续跟进、何时复诊、风险再次出现时该联系谁。
研究归纳出五个具体问题。首先，风险有时会成为获得服务的门槛：一些受访者感觉自己处在“夹缝”中，即对社区服务来说风险过高、情况过于复杂，但又没有严重到符合住院标准，结果反而很难获得合适支持。
其次，没有按时赴约、反复中断治疗，并不一定意味着“不想接受帮助”；自伤者的生活可能本身就处在不稳定状态，如果服务把出席困难直接解释成缺乏意愿，就可能进一步把人推出照护体系。研究因此强调，预约、参与方式和服务规则需要具有一定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也需要机构和工作人员主动投入，而不能完全要求服务使用者去适应固定流程。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羞耻和披露风险。一些受访者会主动删减、隐藏自己的自伤经历，因为担心被评判，或担心坦白后带来自己无法控制的后果；工作人员的语气、身体语言和回应方式，也会影响他们下一次是否愿意继续说。相较之下，敏感、不评判、愿意理解具体生活处境的回应，更有助于维持关系和持续参与。
研究因此认为，所谓“脱离服务”不能只被理解为个人缺乏动机，它也可能是风险导向、规则僵化和羞耻感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篇发表从进化生物学角度重新解释青少年群体中的自伤现象。作者使用廷伯根“四问”框架，从个体经历、即时机制、历史演化和可能的适应意义四个层面提出假说：一些自伤行为进入同伴群体后，可能不再只承担个人情绪调节功能，还会与归属、身份认同和群体边界联系起来。
作者认为，有研究已经发现同伴影响、社会模仿等因素与青少年自伤有关。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共同经历痛苦和逆境可能强化群体内部的连接，使某些自伤亚文化形成自己的语言、身份和边界。文章将这种现象与历史上的群体仪式进行比较，提出一种“现代错配”假说：过去某些高成本的群体仪式受到家庭、宗教或社区结构约束，而现代青少年自伤群体可能缺少这些外部结构，因此群体本身可能逐渐成为个人主要甚至唯一的归属来源。
这一解释目前仍是理论假说，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未来可以检验的问题，例如：群体环境中的自伤者是否表现出更强的群体认同；自伤亚文化是否具有稳定的语言、符号和边界；不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这种群体形成。对于干预，作者认为重点不应只是让年轻人与相关同伴关系断开，而应帮助他们逐步建立更多安全、有意义的社会连接，并处理逆境、情绪调节和归属需求。
这份Ofcom质性研究访谈了30名有相关经历的成年人和5名专业人士，了解他们接触这类内容的途径、感受、影响，以及对平台工具的看法。
受访者既会在个性化信息流、自动播放和病毒式传播中意外遇到相关内容，也有人在痛苦时主动搜索，希望获得方法建议、情绪确认或与相似经历者建立联系。一次接触有时会通过推荐和社交互动，变成持续出现的内容。
血腥影像、方法说明和鼓励伤害的评论被认为可能直接造成伤害；美化、浪漫化或“潮流化”的内容，则可能让有害行为显得正常。与此同时，支持性社区和康复内容也可能与有害材料并存。
受访者认为，现有屏蔽、举报和过滤工具难找、效果不稳定，平台需要提供更清楚的设置、更细致的筛选和更主动的保护。
Mind and Body是英国公益机构WithYou开发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项目。项目于2016年启动，到2026年8月已开展十周年，累计支持超过233,700名年轻人。
Mind and Body从一次一对一会谈开始，先了解年轻人正在经历的困难和希望达成的目标。之后，参与者可以在学校或社区参加小组活动，练习应对困难想法和情绪的方法，并通过个人工作手册把这些方法带回日常生活。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还会一起回顾哪些方法真正有帮助，以及是否需要继续获得其其他支持。项目也为学校、家长和专业人员提供相关信息、指导和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支持正在经历心理困扰或自伤风险的年轻人。
教育工作者对自身在支持学生应对自残和自杀方面的角色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自己是把关人，而另一些则认为支持自残和自杀超出了他们的专业范围。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自残和自杀是潜在痛苦的真实信号，而另一些则认
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寻求关注，并且是由同伴压力和无聊等琐碎原因造成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自身能力不足，并指出缺乏适当的知识、培训和指导是应对和支持学生的主要障碍。他们希望获得的支持包括:有针对性的情景式学习培训、在线模块以及同伴讨论机会。危机应对计划、流程图和清晰的的指导方针等实用资源也被认为至关重要。
这项意大利研究纳入5087名孕妇和6550名产后女性。按照研究采用的标准，孕期有2.3%的女性、产后有1.1%的女性报告了自伤意念。
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与孕期和产后的自伤意念都密切相关。孕期，移民身份与更高的自伤意念几率相关，较好的经济状况与较低几率相关；产后，稳定有薪工作与较低几率相关。
论文建议，孕期和产后心理健康筛查都应直接询问自伤念头，并持续到产后第一年。评估时，应同时关注整体抑郁症状和自伤条目的回答。
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与 Meta 分析，考察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NSSI）的纵向发展轨迹及其预测因素。研究识别出 2–4 种不同的 NSSI 轨迹，其中约 22.9% 的青少年处于中高水平或持续性风险轨迹。
结果显示，情绪调节困难、抑郁症状及家庭相关因素，是理解轨迹差异的重要变量。该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NSSI 不宜仅以“是否发生过”进行静态分类，风险评估还需要关注行为的持续性、变化方向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
这项系统综述整理了10项质性研究，了解家长和照护者如何理解青少年的自伤。研究归纳出四个相互交织的主题。
第一，自伤被理解为应对强烈情绪、释放内在痛苦的一种方式；第二，它也可能被看作表达需要、寻求支持或重新获得控制感的信号。第三，家长常把自伤放在青春期发展、同伴关系、校园欺凌、家庭冲突和社会文化影响中理解。第四，自伤还常与抑郁等心理健康困难、早期逆境、创伤和家庭关系变化联系在一起。
这些理解有时会帮助家长看见孩子正在经历的痛苦，也可能因为“只是青春期”“在博关注”或“模仿别人”等解释，延迟对困难的识别。对家长、医生和行动人员而言，回应自伤时，需要同时了解行为背后的情绪、关系、发展阶段和生活经历。
该研究考察家庭和同伴中的自伤暴露与年轻人自伤行为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关注心理健康状况、社会环境及少数身份等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不支持将自伤暴露简单解释为必然的模仿或“传染”。更稳妥的解释是：暴露经验与个体既有心理困扰、家庭和同伴关系、身份压力及求助条件共同构成风险背景。报道相关内容时，应区分暴露关联、行为机制与因果结论。
这篇范围综述与 Meta 分析考察内感受（interoception）与自伤、自杀之间的关系。内感受通常指个体对身体内部信号的感知、识别和解释，研究将其作为理解相关风险的一个身心交互维度。
该研究提示，围绕自伤的评估不必只停留在明确的认知和情绪报告，也可以进一步关注个体如何体验身体状态、识别内部信号，以及这些体验如何与情绪调节和风险过程相联系。综述本身并不意味着内感受异常可以单独解释自伤或自杀行为。
这项研究关注约3.2万名英格兰青少年在网络上被动刷到、主动搜索或收到他人分享的自伤内容。
同一平台上,伤害性内容与康复支持可能并存，算法、用户网络和互动模式影响青少年看到什么。既有研究提示，反复接触可能增加部分易感人群的的自伤风险。
约1/3的受访者过去一个月接触过相关内容，其中约2/3提到信息流推荐。仅搜索者与抑郁症状关联较突出；仅接收者更多伴随网络攻击和和胁迫；多途径接触者的情绪和人际困难更集中。主动搜索也可能是在寻求支持。